库尔特·维特里希 时评作者

   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3年,当时我是国际理论和应用生物物理学联合会(IUPAB)秘书长。那时的中国大陆刚刚开始走出几十年来与世隔绝的状态。

    上世纪70年代,一场中美运动员间历史性的乒乓球赛推动了两国外交,同样的变化也在科学界萌发。当时,在国际理论和应用生物物理学联合会以及其他科学联合会中,代表中国的是台湾地区,中国大陆因种种原因被排除在外。我们后来改变了国际理论和应用生物物理学联合会的章程,使之能够容纳两位来自中国的代表——一个来自台北,一个来自北京。由此,中国大陆重新回到国际学术界的怀抱。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,也有很多挫折,但最终非常值得。

    “文化大革命”使中国丧失了本应有的那两代科学家。因此,当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关闭的大学得以重新开放之时,中国也没有足够合适的人才来填补职位空缺。即使在今天,各大院校中依然有很多并不胜任教职工作的教授。这个局面相当困难,必须有一些措施来应对由此产生的问题。例如,在中国的大学里,只有很小比例的教授能指导研究生。

    在中国,很多学校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比较匮乏。相比之下,我参与了新成立的上海科技大学招募科学家的工作,见证了整个团队的建设。我们力图寻找最出色的科研人员。

    对中国而言,现在最紧要的是建立基于质量的科研评估系统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推行真正意义上的同行评审方面,很多科研机构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。目前论文发表的数量占比很重。国外科学家同行评议后,论文被国际期刊接受发表被认为至关重要。由于中国国内有效的评估体系乏善可陈,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。另一个问题是,中国科研总体来说生产率很高,质量却参差不齐。论文发表数量不断增加,引用记录却较为逊色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由国际科学界专家对科研人员进行严格评审。

    中国需要做的是敞开大门,借助国际科学界同仁的帮助,仔细审视自己的科研体系。许多科研人员希望有更为国际化的开放模式,但目前许多中国的科研管理者在使用英语方面仍有障碍,而大多数世界顶级科学期刊的语言是仍是英语。其次,有才能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到国外进修,并且学成之后考虑招募他们回国担任科研职位。而最难的一点,即勇于承担风险,为少数真正有希望做出有突破性创新的人提供慷慨的支持。由于真正创新的工作很不容易找到人评估,他们通常没有惊人的引用量,也很难被发表在高端学术期刊上。因此,科研管理者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,与科研一线人员保持沟通,了解高质量科研的含义。记住这一点,科学教育在中国就可以期待一个光明的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