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时代，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如何切中教育的本质和实质，淡化教育现象的外部指标，关注教育的内在实质。
教育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，课程、教学、管理、人事制度等各项改革任务当中，教育评价改革是一个“卡脖子”难题。先进的理念、科学的制度、规范的管理，都不能脱离和超越评价“指挥棒”的制约。根深蒂固、盘根错节的教育问题，很大程度是评价导向与改革不适应所造成的。2020年9月，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出台，首次系统提出教育评价的新理念、新思路、新方案，力图破解教育改革的“卡脖子”难题。可以说，教育评价改革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变革，变革是否成功，考验着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的智慧、勇气和魄力。推动这场变革所要做的事情很多，特别需要在教育评价改革的基本问题上站稳立场，拿出实招。教育评价反映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教育价值观。教育价值观直接影响教育的评价标准、评价方式和评价能力。
人文主义主张培养和谐发展的人，尚武主义要求培养勇武坚毅的人，宗教至上需要培养驯服虔诚的人，政治至上要求培养忠诚认同的人，社会的价值观决定教育价值观，也决定教育的培养目标、方式和途径。然而，一个社会的教育价值观也不是单一的，宏观的教育价值观是比较明确，但是不同区域、不同阶层、不同群体却有着不同的教育主张，这些教育主张在有些方面具有一致性，有些方面却存在严重的分歧。国家要求教育提高国民素质，培养全面发展、符合国家建设要求的公民，家庭和个人则仅仅希望通过教育改善自身处境，谋求较好的社会地位。中央政府要求教育符合国家对国民素质和人才质量的需求，地方政府则关注通过教育显现政绩，争取社会资源，而学校则看重教育资源的分配、生源的优劣。教育价值观既反映了对教育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，也反映了教育的利益诉求。从国家利益出发，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公民；从家长的利益出发，考试分数却是实实在在的，能够兑现教育利益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，职业教育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撑，从家庭利益的角度看，普通教育却能带来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的改变。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，东西方教育都不可避免的处于价值观的割裂和对抗之中，而且价值观的割裂又往往是非难辨。20世纪20年代，受到欧洲自然主义影响，美国兴起了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主张，认为教育应该以“儿童为中心”，反对固有的课程，鼓励尊重儿童本性，让儿童在行动中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知识。然而，20世纪30年代兴起以巴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，却看到进步主义教育过分强调儿童的自由、兴趣和活动，导致美国学生学业能力下降，文化水平、数学水平、语法水平降低。要素主义强调教育要促进社会进步，就要让学生掌握人类文化遗产，帮助学生进行严格的理智和道德训练。要素主义强调教师要拥有权威，保证学生遵守纪律，维护严格的价值标准。认为由于人的本性，儿童往往不能专心致志，甚至厌恶学习，不能仅凭兴趣学习，提倡对学生进行心智训练，要求学生刻苦学习，并强迫自己专心致志，在教学过程中不排除灌输，对学生最大的要求就是服从。两种价值观导致截然不同的教育评价标准，现实意义上要素主义对美国教育影响更大。本世纪以来，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推进过程中，也发生了旷日持久的“素质本位”和“知识本位”的价值之争。以钟启泉为代表的“素质本位”认为应试教育对儿童造成了极大伤害，不利于儿童健全人格的培育和成长，扼杀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创新素质和科学精神，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可持续发展，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新要求，要大力推动课程改革。以王策三为代表的“知识本位”认为新课程改革存在一股“轻视知识”的教育思潮，应认真对待和克服；要坚决摒弃由“应试教育”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，不能一味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，追求升学率本身并不是一个要被完全否定的现象，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，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就必将长期存在，教育改革只能是调整、渐进。观念上的争论反应在现实中就是，一边高呼“素质本位”的口号，一边走着“知识本位”的路子。两个事例说明，教育发展一直处于观念的冲突之中，教育在观念的碰撞之中才有了进步。应试教育重视教育对个体的现实利益，素质教育关注教育对群体的长远利益；行为主义希望通过控制人的成长实现教育目标，人文主义主张尊重人的自由成长。教育中经常面临着注重教化还是注重规训，注重品德还是注重能力，注重适应还是注重改造，注重个性培养还是注重集体意识等观念的冲突。我们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，但观念又不随人的意志转移，观念是人的意识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，超越现实、理想的教育观念往往是少数人的追求。作为评价改革应该跳出单一观念的“窠臼”，关注到各种观念冲突中的合理性和现实性，既要调和矛盾，又要引领进步。今天，教育评价改革需要建立符合当下国家现实利益的价值观念，关键要解决好两个问题。一是超越传统的问题，传统教育观念中“学而优则仕”“重伦理轻技术”“重整体轻个体”“面子文化”“人情社会”“盲目攀比”以及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等，严重制约了教育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，扭曲了教育的意义。二是正确对待西方教育观念的态度问题，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并不是中国原生的，而是对西方教育体系的移植和发展，西方教育注重实证，重视创新和批判精神等对我们教育的改革是有益的，但是西方教育表现出过于强调工具理性，重视教育的技术性和功利性又被我们发展到了极致。我们今天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体系，既要学习西方教育的优势，又要克服盲目照搬引发的“水土不服”，要树立起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教育价值体系。教育评价是对教育实践和教育现象的价值、作用、水平、发展等作出优劣判断，评价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目的的标准体系，需要把教育认识变成相对科学、客观的评价标准和指标。标准作为一种工具，既有甄别、判断的作用，又有诊断、引导的作用，适切的评价标准有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，相反则导致教育发展的异化。教育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活动，教育实践和教育现象几乎充斥整个社会生活，纷繁复杂。《总体方案》里确定了政府、学校、教师、学生和社会等五个大的评价主体，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，强化过程评价，探索增值评价，健全综合评价四个评价维度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系统制定出的教育评价框架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然而，围绕这个教育评价的框架，建构起科学的评价体系却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，从宏观到微观，从甄别到选拔，从量化到质性，从综合评价到单一评价，从教育内部到教育外部，重新建构一套评价标准绝非易事。评价的标准化是把“双刃剑”。教育评价标准的归宿是能切中教育的本质，但是教育的本质又充满了矛盾和对立。教育过程中，要让学生感到自由，又要对学生进行纪律的控制；要重视保护学生安全，又要鼓励学生敢于冒险；要强调学生的个性与自我意识，又要让学生重视集体和他人；要让学生充满理想，又要不被理想束缚；要鼓励学术自由，又要强化学术规范；要强化对教师的标准化考核，又要激发教师的教学活力；不追求升学率无法体现教育质量，过度追求升学率又让教育过程丧失人性，等等。教育评价正是要在这种矛盾对立中把握方向，引导发展。但是，人们的认识水平、认识能力又受到现实和时代的局限，评价的标准也会偏离发展的目标。所有的评价都会看到自己积极的一面，忽略评价的负面作用。教育评价过于追求理想的目标，可能就会忽视现实的局限性，导致改革目标适得其反，南辕北辙。2002年，美国小布什政府颁布了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》，针对美国中小学生学习水平低的问题，提出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。这一法案客观上达到了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作用，但是由于它采取了强制的区域标准化统一考试的形式，并把考试成绩与学校经费及教师的绩效挂钩，督促学校和教师提高学生学业成绩，导致很多学校投入了大量的备考时间，减少不参加统考的课程，延长学校上课时间，缩减学生的休息时间，甚至放学后补课。学校为提高考试成绩不择手段，教师丧失了课程决定权，强化学生机械记忆而不是独立的批判性思维。高风险、标准化的考试将丰富、复杂、不确定的课堂教学简单化，导致了学生学习兴趣的降低。2015年，奥巴马政府废止了这一法案，取而代之的是《让每一个孩子成功法案》。
新法案虽然继续保持了学生学业的高标准，但不再把测试的成绩作为衡量学校表现的唯一方式，学校不再因为单一的考试成绩而面临严厉的惩罚，允许各州创新使用各种方式，自己决定如何评估学校进步，自己决定标准测试成绩在评估中所占的比重，自己设定自己的学业进步目标及时间表。
新法案有效减轻了教师的压力，促进教师的创造性与工作热情。这给我们的启示是，教育具有二律背反的特征，评价标准需要在这种矛盾的张力中引导发展，就要充分估计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迎合、投机、规避等负面行为。教育评价中最大的问题是评价标准“单一化”，评价内容“外在化”，评价方式“一刀切”，评价过程“一白遮百丑”，而忽视了教育实质。简单的把高考升学率作为一所学校一个地区教育质量的全部，忽视了教育质量也体现在学生的道德、健康、行为、情感等方面。把论文发表的数量、刊物等级作为评价教师学术水平的全部，忽视了教师对教育科研的实质性贡献。把教育投入作为考察党委政府重视教育的全部，忽视了教育体制机制和教育活力也是重视教育的内容。教育是兼具实践性、规律性和教育性的综合社会活动，不能简单用各种量化指标评价，特别是教学活动，往往关注了指标化就会偏离育人活动的丰富性。然而，近年来在经济生活中的管理主义、工具主义思想影响到教育评价，任务分解、指标分配、效率评估等，就连课堂教学也要追求高效课堂，这都是不科学的评价方式，需要反思和改革。
新时代，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如何切中教育的本质和实质，淡化教育现象的外部指标，关注教育的内在实质。2018年4月，西安电视问政教育问题，现场观众给教育打分21.89分。在一种情绪化的情境中，在一个只看问题不究原因的氛围中，不以改进教育为目的进行的一场教育评价，倒是让现场观众出了一口恶气，但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成绩却因为缺乏客观性，而让问政教育变成一场闹剧。现实中教育评价数量繁多、频次过密、花样翻新、层出不穷，正式非正式、正规非正规的教育评价纷纷扰扰，评价结果五花八门，有些评价误导社会和家长，过于频繁的评价评估督导干扰了正常的教育秩序。教育评价的随意的、不规范的现象还有很多，各种机构公布的大学排行榜，全国高中百强校，各种特色学校、示范学校评选，很多学校被各种评估、评选、评价搞得疲惫不堪。教育评价的治理需要从评价制度建设、评价体制完善和评价主体资质方面保证评价的规范科学、有效有序。教育评价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很关键，对各种教育评价的性质、类型、主体、内容及结果运用等都需要建立规制，让教育评价回归科学、理性。需要明确教育评价实施中，谁能评价、评价什么、不能评价什么、评价结果如何使用，保证评价的价值性、独立性、客观性，规范评价过多过滥，重复性评价，同质性评价。教育评价治理关键是对使用评价结果功利化的控制。要充分估计到，一些评价涉及到政绩、经费、项目、资源等分配的评价，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和学校的投机行为，弄虚作假，过度投入的出现。关注一些涉及到具体单位或个人的荣誉、地位、等级、收入、获得的评价，需要建立更加严密的评价程序。控制功利化的结果使用主要是克服急功近利，盲目竞争，目标短视，导致教育生态破坏。规范教育评价，不是限制评价的多元化和多样性。多元化和多样性是由教育的外部特征所决定的，不同类别的学校需要不同的评价标准，同样类别的学校也因为所处的环境、办学主体、办学性质、生源结构、师资水平、历史积淀等差异，需要建立适切的评价标准。同样是小学，如果用优质学校的标准评价一所乡村薄弱学校，显然是不能指导乡村学校健康发展。同样，各级各类学校的理念、条件、文化、管理、教学都需要评价引导，过于笼统地评价一所学校好与不好，很难认清教育的真实面貌。要鼓励评价的多样性和多元化，让社会和家长根据自己的关注点去认识一所学校，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发展自我，让社会根据岗位的需要选择适合的人才，破除“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论文、唯文凭、唯帽子”的问题，也避免千人一面、千校一面的局面。教育评价治理要推动第三方评价，现行的教育评价八成以上是政府组织的评估、监测、督导，政府是教育的举办者，也是教育的评价者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教育评价很难做到客观、中立、科学。教育是一项古老的社会活动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对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，同时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撑，教育评价更是一门科学。今天，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备，与我国教育发展不充分的历史阶段有关，与我们整个社会的教育价值观念、教育认识水平有关，更与教育评价的科学研究不深入有关。教育评价的思想观念、评价工具、评价标准、评价方式，呼唤教育评价理论研究、实证研究、政策研究及技术开发研究的总体水平提高。随着教育评价改革的深入推进，需要加强教育评价、教育测量、教育预测等方面的学科建设，在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设置不同层次、不同维度的教育评价学科建设，提高评价的科研水平，培养大量的教育评价人才，满足评价改革的需求。我国现在的教育评价基本上是借用了西方的教育评价理论和方法，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，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法，克拉斯沃尔的行为结果评价等，这些理论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教育评价体系的形成，但是这些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，并没有顾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社情。如何对待中国学生的勤奋刻苦，如何引导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转变，如何对待汉语及中国文化学习的心理机制，如何关注攀比文化对学习的影响，都需要去研究。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学习问题，在互联网、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，要用学习科学指导学生学习，就要通过心理学、社会学、神经科学、脑科学、机器学习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看待学生的学习，认识学习规律、学习策略选择、学习能力甄别，从而破解根深蒂固的学习负担过重问题。
同时，未来社会淡化文凭、淡化学校的牌子，如何建立并使用伴随一生的学分银行，或者像可汗学院提出的微观证书，来证明学生的学业水平和创造能力，以及普遍认可的“绿色评价”，都需要评价研究提供理论和政策的支撑。另外，面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，教育评价研究还要关注对教育风险的研究，如乡村学校如何布局建设才能避免浪费，人工智能给传统教育带来的冲击，一些专业未来发展前景等。教育评价改革事关教育改革成败，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，任重道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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